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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关于人道主义,我与一位朋友有过几次简短的争论。我说人道主义是极好的,他说人道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一时真以为撞见了鬼。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它游街,或对它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所以人道主义应是主要对此而言。于是我的朋友说我:你既是这样理解就不该沿用旧有的概念,而应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以便区分于旧有概念所限定的内涵。我想他这意见是对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新的名称。直到有一天我见一本书上说到黑泽明的影片,用了“空观人道主义”这么一个概念,方觉心中灵犀已现。所谓“空观人道主义”大概是说: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这与我以往的想法相合。现在我想,只有更重视了过程,人才能更重视精神的实现与升华,而不至被名利情的占有欲(即目的)所痛苦所捆束。精神升华纯然是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不指望在任何一个目的上停下来,因而不会怨天之不予地之不馈,因而不会在怨天尤人中让恨与泪拥塞住生命以至蝇营狗苟。肉体虽也是过程,但因其不能区分于狗及其他,所以人的过程根本是心路历程。可光是这样的“空观”似仍不够。目的虽空但必须设置,否则过程将通向何方呢?哪儿也不通向的过程又如何能为过程呢?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是两难了。也许我们必得兼而做到这两点。这让我想起了神话。在我们听一个神话或讲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随其哀乐而哀乐,伴其喜怒而喜怒,一概认真。也许这就是“佛法非佛法,佛法也”吧。神话非神话,神话也——我们从原始的梦中醒来,天地间无比寂寞,便开始讲一个动人的神话给生命灌入神采,千万个泥捏的小人才真的活脱了,一路走去,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生命也就获得了真实的欢愉。就是这样。但我终不知何以名之,神话人道主义?审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空观人道主义?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做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

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2020欧洲杯官方平台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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